1923年秋冬的一天，弘一大师经过温州市区万岁里叶震昌小客栈门前，看到一副嵌名对联：震川文派朋樽盛，昌谷诗题旅壁多，觉得非常诧异。“震川”指明朝江苏昆山归有光，著有《震川先生集》；“昌谷”则暗指唐代河南昌谷诗人李贺，著有《昌谷集》。弘一觉得衰世斯文沦替，能知此典故的人已不多了，却在温州街头看到这样有文化的对联；他又见对联书法绝好，神似《阴符经》，叹为稀有之作。温州在弘一大师心目中，不仅山水菁华且人文荟萃，艺术人文科学等各界人才辈出，而来温修行期间，更发现此地文人名士众多。除林同庄、周孟由兄弟及一众僧友外，弘一还与诸如郭奇远、刘景晨、谢磊明、方介堪、张云雷等人或书札来往，或面晤相谈，皆结下一段善缘。

▲弘一大师致友人书

写给温州报人8封信

现藏温州博物馆

说到弘一与温州人的关系，最早应追溯到他的父亲李筱楼。李筱楼前清进士出身，是温州瑞安孙锵鸣的门下。而孙锵鸣手下进士及第的有清朝重臣李鸿章、沈葆桢，因此被誉为“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两门生”。尽管父亲去世时李叔同不过5岁，但冥冥中似乎注定早慧敏感的他对温州充满好感，长大后再遇到瑞安同学林同庄，于是有了温州这段缘分。

▲弘一大师《致郭奇远书》

在温州博物馆，现收藏有弘一大师给瑞安郭奇远（1875～1942）的八封信。郭奇远原名郭弼，号奇远，其父郭梅笛是瑞安心兰书社创始人之一（心兰书社是我国创建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

▲郭奇远

郭奇远与弘一是南洋公学（今上海交大前身）的同学。南洋公学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末首富”、曾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江苏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与北洋大学堂同为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早自办的大学。1901年南洋公学从全国各地招录42名特班生，其中有3名瑞安人，他们是郭弼、林同庄，以及后来清廷举办留学生考试，殿试得第一名，被誉为“洋状元”的项骧。

郭奇远擅书，工小篆、石鼓文，曾担任温州《大公报》、《瓯海公报》、《温处公报》的编辑，著有多种书籍。

现存信札之一就是弘一回复他去信求教篆书的。弘一在回信中评价郭奇远写的篆字承传统有古气，多有溢美之词。但也提出存在的缺点，如印章和印泥不够精美等。信中还关注了向佛的黄漱兰居士黄体芳（１８３２—１８９９）。黄家是瑞安名门望族，黄体正、黄体立、黄体芳三兄弟及黄体芳之子黄绍箕、黄体立之子黄绍第“两代五进士”，被称为“五黄”，与“三孙”之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合称瑞安“三孙五黄”。

黄体芳是郭奇远的同乡先贤，人称“瑞安先生”，同治进士出身。因“疏陈时政得失言人所不敢言”，与张之洞等人并称“翰林四谏”。记得温州市图书馆大厅曾挂有一副他撰写的对联“书从历事方知味；理到平心始见真”。其子黄绍箕不仅是张之洞的学生还是侄女婿。

弘一对黄体芳等温州文化耆宿的关注，或许正反映了其隐藏在袈裟里强烈的文人情结。

陶文星走笔晚晴

陈祖经获赠对联

在庆福寺，弘一的掩关之室与寺院一门相通，三间小楼自成庭院。弘一便嘱陈祖经（1892-1972）居士请温州耆老陶文星写“晚晴院”额匾。

据陶文星后人撰文称，其曾祖父陶文星年轻时因工作关系从外地落户温州，家住城区三角门附近，在民国政府时期的温州有很高的知名度。为弘一大师写晚晴院时，陶文星已93岁，因年事高视力不佳，须旁人扶笔作书。弘一大师见陶老字体古拙可爱，甚为赞叹。自署“永宁晚晴院沙门论月”或别署“晚晴老人”。1929年10月，他还写下《晚晴院额跋》：唐人诗云“人间爱晚晴”，髫龀之岁喜诵之。今垂老矣，犹复未忘，亦莫自知其由致也。因颜所居曰“晚晴院”，聊以记念旧之怀耳。书者永宁(温州旧称)陶长者文星，年九十三……”。

▲对联  天意怜幽草 人间爱晚晴

弘一大师是通过陈祖经向陶文星求题额的，而陈祖经为李叔同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陈祖经从“一师”毕业时，李叔同赠其联对：“简车于猎，安航以游”。陈祖经曾任教于瓯海中学(今温州四中)等处，与吴璧华、周孟由有来往。

谢磊明贻印“演音”、“沙门月臂”

刘景晨翻刻《五大施三经》

弘一大师在致僧友信中曾写：“温州老名士谢君，近为音刻印二方，附奉印稿，希清览。” 谢君即温州谢磊明（1884～1963），名光，字烈珊，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一生潜心篆刻。

▲《谢磊明印存二集》

在《谢磊明印存二集》中，也收有这两枚印章：一是“演音”，朱文，边款为：“磊明拟秦小鉨（鉨,音xǐ,本意同“玺”,指印章）癸酉十月十日”；二是“沙门月臂”，汉印风格，白文，边款为：“磊明为弘一大法师制”。 据说此二印的印拓现藏温州私人处。

而1920年从谢磊明治印的方介堪据说与弘一大师也有善缘。方介堪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在其父方冠英及外祖童兆涵熏陶下，九岁开始学习篆刻。18岁设摊刻字，治印名声大震。据说弘一大师驻锡温州时对方介堪有所耳闻，约见于城下寮庆福寺并赠其大斗笔。方介堪1926年随邑绅吕渭英赴沪，师从浙派篆刻大家赵叔孺，后被聘为上海刘海粟上海美专教授，以善制玉印驰名。

弘一大师致郭奇远的信中，还提及以石印本《五大施三经》翻刻木板的“永嘉刘居士” 指的就是温州名士刘景晨(1881～1960)，字冠三，号贞晦，善篆刻、精书画，1904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整理有温州先哲遗著《敬乡楼丛书》。另有温州乐清人张云雷（1883~1977）因为《印光法师文钞》一书请弘一大师题过词，也是一段因缘。

“余字即是法”

弘一留给温州墨宝无数

李叔同出家前，在绘画、音乐、戏剧、书法、篆刻、文学等方面都堪称大家。出家后成了弘一，“诸艺皆废”，唯不辍书法研习。

在温期间，他写下数千条佛号、佛经、谒语等，与百姓广结善缘。而对于庙宇题词，更是不遗余力。如重修庆福寺《缘册》是大师题词；寺门横额“庆福寺”、寺内龛榜“极乐庄严”、大雄宝殿的“西方极乐”、“庄严净域”等大字，均是大师手笔；弘一大师还为大殿写了许多楹联。至于书赠个人的横幅、屏条、对联留存民间的更是难于计数，可惜不少遭毁。

弘一大师在出家后的1918年到1923年，他的书法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曾欣慰地说过“拙书尔来意在晋唐，无复六朝习气”等话语。“余字即是法”也、“朽人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可见弘一法师对自己的书法魅力是很自信的。

▲“悲欣交集”

1932年11月，弘一大师离开温州。1942年秋在福建泉州写下临终绝笔“悲欣交集”后圆寂，终年63岁。

编后：

温州三十六坊公众号关于弘一大师与温州文化、名人关系的系列文章，到今天告一段落。

历史文化街区文化组整理相关材料的过程，也是更深了解弘一大师为何视温州为“第二故乡”、更多发现温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隽秀山水和深厚文化底蕴吸引力的过程。

在前段时间聆听了戈悟觉老师关于弘一大师研究成果后，文化组最近又从其他的资料上，捕捉到了弘一大师的父亲与近代温州瑞安孙锵鸣（李鸿章、沈葆桢座师）的新说法：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为前清进士，曾任吏部主事，为孙锵鸣门下。也许正因为此，李叔同自小就对温州文化有着深刻印象。李叔同在南洋公学读书时，又遇到一位瑞安人林同庄，两人关系甚笃，此后又同赴日本留学。林同庄对温州山水、人文的推崇，使得李叔同对温州又有了更好的印象，也成为弘一大师长驻温州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叔同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占有17个“第一”，是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的人。这样一位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有如此影响力的人与温州的十二年“情缘”，为历史文化名城温州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影响深远。

参考资料：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李叔同—弘一法师研究专辑（西泠印社编委会 著）

《弘一大师温州踪迹》 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辑：鲁之浙 陈复 曹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