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善士

唐代文明于当时远播海外，其中僧人的诗文、书画创作功不可没，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很大者不乏其人，就书法艺术而言，据僧传可知者十馀人，尤善草书者前有明濬、智周、怀素，后继者有高闲、辩光、贯休等。与贯休同时代的草圣辩光大半生生活于“莫话三峰去，浇风正荡淳”（贯休《寄栖白大师二首》之二）的晚唐。

辩光字登封，俗姓吴，永嘉（浙江温州）人，是盛唐时的史学家吴兢的后裔，乃祖所著《贞观政要》为难得之史学名著。辩光年幼出家，即识字读书，熟悉传统的经史文章，又临帖写字，妙悟前人笔法；直到中年，仍手不释卷，笔不停书，饮誉当时，享名后世。辩光于陶山寺剃度后，专心致志于经典、书艺，不与常人交往；他个性不凡，颇多文士习气，喜自我标榜，轻慢僧侣，有些不合群。在此孤僻自赏的人格心态影响下，他写的诗文缺乏清新流畅的韵味，“多作古调诗，苦僻寡味”（《宋高僧传》卷30），自然流传不远，少有赏识者。

辩光年轻时对怀素、高闲等大德的书艺景仰不已，然无缘得其亲授指点，自己揣摩学习，尚觉不能尽如人意。他听说博学能文的陆希声书法独绝，在不文不武的朝官中无所作为，被贬官至江南豫章（江西南昌），便不顾劳顿，束装西上，拜见求教。陆希声于道学独有心得，恬静而傲气；处此衰世，亦难免忧生郁闷。当时他暂时居住舟中，辩光几次拿着“名片”投刺，都遭到拒绝。数天后，辩光巧设一计见到了陆希声，请求传授他的草书真诀，遂得其运腕用笔之妙的“五指拨灯诀”，此后其书法技艺为之一变。陆希声后来借《庄子·逍遥游》里寓言赠诗《寄辩光上人》：笔下龙蛇似有神， 天池雷雨变逡巡。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江头洴澼人。（《全唐诗》689）他没有忘怀在这乱世因书艺而结下的友情。

辩光始学汉隶，用笔沉稳，偶见滞碍；进而习草书，灵动自如中尚乏和谐照应，陆氏草书用笔的纯熟圆融使其不足之处大为改观。同时他在吴越多方游历，与学问之士罗隐、吴融等相切磋，又于自然风光里感受妙趣，造就出他独特不羁的草书风貌。他以草书题诗撰文深得时人的赞誉，可惜留存于世者百不及一。经人勉励后，他西去长安见唐昭宗李晔，于御榻前展纸献艺，受帝赏识，赐紫方袍，许住京城佛寺，并出入宫充当应制僧，连那一班首鼠两端的朝臣见他都敬而远之。

唐末政治腐败，许多地方官吏欺上压下，民不聊生，就连长安也变乱丛生，辩光与诗僧栖白处境一样，一再遭遇接踵而至的宫廷政变。乾宁二年（895）五月，华州、凤翔、邠宁节度使韩建、李茂贞、王行瑜因扩充势力而进犯长安，唐昭宗出奔至终南山麓的石门镇，到八月乱弭返京（《资治通鉴》卷260）；翌年夏，李茂贞仗势欺人，再次犯阙，唐军无力抵抗，昭宗只好出幸华州依韩建避难；李茂贞率军入长安后，纵兵大掠，宫室市肆，烧燔殆尽。辩光追随唐昭宗往华州见韩建，荐号曰广利，人称广利大师。身为出家人，面对拥兵自重者飞扬跋扈的危险局面，人到中年的辩光孤傲而无奈之馀，以省亲为名忧心忡忡地悄然离开华州，东出潼关，戴斗笠，背行囊，托钵千里，辗转返回滨海的故乡，又开始他居无定所的云水生涯。途中访晤故交，官至中书舍人的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吴融（字子华），得其赠诗《送广利大师东归》：

紫殿久沾恩，东归过海门。浮荣知是梦，轻别肯销魂。明发先晨鸟，寒栖入暝猿。蕺山如重到，应老旧云根。

海门、蕺山均在在会稽，是他们年轻时寻幽探奇的名胜之地，而今不复有缘同去一游，危难中只有“销魂”而已。数年后，他听说中官刘季述 于天复元年（901）冬天发动兵变，废黜李晔帝位，立太子李裕，到正月唐昭宗反正复帝位。真是国衰民穷，不胜悲凉！然而，出身乡间地痞而怀有狼子野心的朱温（朱全忠）上下其手，先诛宦官，后杀唐昭宗，最终将这个曾辉煌一时的唐王朝葬送了。

辩光来往于相对安然的吴越各地，听说以无赖起家的吴越王钱鏐招贤纳士，他便昂然求见；钱鏐对其诗书颇为欣赏，却不许他参预政事，也不过问他的持戒清修。浪迹江湖大半生，幸好有罗隐与他不时出访钱塘的山水寺观，论诗衡文。辩光我行我素，不得钱氏的欢心，只好再次离开馀杭回到养育自己的故里。罗隐（833——909）字昭谏，余杭人，中年时避黄巢兵乱归乡，晚年投靠镇海军节度使钱鏐，任著作郎等职，他作诗《送辩光大师》：禹祠分首戴湾逢，健笔寻知达九重。圣主赐衣怜绝艺，侍臣摛藻许高踪。宁亲久别街西寺，待诏初离海上峰。一种苦心师得了，不须回首笑龙钟。

赞许的情调中隐含着人生的几许无奈！飘泊半生的老人最终栖息于明州（浙江宁波）的国宁寺，直至后唐天成末年病卒，四明太守仰全素重辩光的独行高蹈，为之治丧营葬，一代草圣留给人们的只有他的傲岸志气与飘逸的书艺。

汉字产生后，随着书写材料与工具之变，字形相应地有所变化，魏晋时期的行书已臻极致，连绵相属的狂草至唐代则大盛，这是文化传承自身衍变的结果，也是一个开放而富有生机的时代精神之反照。辩光的草书绝艺生根于“志于道，游于艺”的人生追求，来自他的勤学苦练，所谓儒子可教，素质可染。从其书艺追求而言正是生逢其时，从其孤傲自信而言则非他莫属；他的草书造诣之高乃偶然中之必然，绝非侥幸成就。草书是有其内在章法及书写范式的，貌似乱涂，实有规矩。辩光将诗文书于花笺、绢素，或书于粉壁、屏风、门障之上，前者须守传统常法，字属小草；后者则为自由挥毫的狂草。唐代书法理论已对草书有明确的主张，张怀瓘《文字论》认为：“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状貌显而易明，风神急而难辨”；魅力就在字的点画结体中寄寓着书写者的思想感情，所谓“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以至于“灵变无常，务于飞动”，“气势生乎流便，精魂出于锋芒”。戴书伦、朱逵、任华、窦冀等诗人各作《怀素上人草书歌》，对其草书创作过程表现得栩栩如生，辩光草书所蕴涵的创作精神与之相仿佛；怀素在《自叙帖》里拈出狂草的三个特点急迅、形似、机格，衡之于辩光的草书，无不中的，唯有达书艺之妙境者 方能体会其旨趣。

问题在于辩光的作品似已不存天壤间，尤其是题壁及书写于屏风、门障之上，年久自失，加之缺乏一些读书人的认同，也乏人述评。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33集录有唐人见于金石，及有真迹传世的诗作，至宋代宣和内府尚藏有陆扆、李溪、卢汝弼、吴融、崔远、张顗赠予辩光的诗，都用正书（楷书）写的，也有辩光赠人登第的诗，以草书写就。后人不见其真迹，因而将这位狂草大师遗忘，有人说“唐代狂草的代表书家有贺知章、张旭和怀素”（《中国书法》2005年第5期），若再加一位释门辩光，恐不属多余吧！

从唐末诗人吴融的《赠辩光上人草书歌》中尚能得其狂草神韵：

篆书朴，隶书俗，草圣贵在无羁束。江南有僧名辩光，紫毫一管能颠狂。人家好壁试挥拂，瞬目已流三五行。摘如钩，挑如拨，斜如掌，回如斡。又如夏禹锁淮神，波底出来手正拔。又如朱亥锤晋鄙，袖中抬起腕欲脱。有时软萦盈，—穗（一作色）秋云曳空阔。有时瘦巉岩，百尺枯松露槎枿。忽然飞动更惊人，一声霹雳龙蛇活。稽山贺老昔所传，又闻能者惟张颠。上人致功应不下，其奈飘飘沧海边。可中一入天子国，络素裁缣洒毫墨。不系知之与不知，须言一字千金值。（《全唐诗》卷687）诗中将其狂草造诣（致功）与贺知章（贺老）、张旭（张颠）相提并论，可谓知书论人，名实相符。吴融与辩光交谊深厚，相知相念：“三十年前识师初，正见把笔学草书。崩云落日千万状，随手变化生空虚。海北天南几回别，每见书踪转奇绝。近来兼解作歌诗，言语明快有气骨。坚如百炼钢，挺特不可屈。又如千里马，脱缰飞灭没。好是不雕刻，纵横冲口发。昨来示我十余篇，咏杀江南风与月。”（《赠广利大师歌》）诗笔纵横开合地对其狂草于意造理性支配下热情的变形处理大加称誉，将其书写过程中字体造型与其间的组合关系予以抒情写意，致使人看到一位书踪“奇绝”的草圣——心奇、人奇、字奇，可以说辩光的草书尽管其诗作与草书久佚于世，而其人格精神与草书艺术之影响已常存人间 。晚唐时代的诗僧、书僧、画僧不少，而有成就者屈指可数，就像贯休《辨光大师草书歌》所吟：“僧家爱诗自拘束，僧家爱画亦局促。唯师草圣艺偏高，一掬山泉心便足。”（《全唐诗》837）不管后人纪念与否，辩光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位后来者难望其项背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