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一九二〇年的一场大病之后，谛闲的身体状况受到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一九二一年的长期讲经，他心劳力竭，精神非常疲惫，对于弘法事业也颇感有些力不从心。因而对于各处函请至诚，他皆以体力不充，不敢轻易答允，不过，各处求法心切，再三邀请，有时他深感若一再趑趄，似有矫情之嫌，所以，便会毅然扶病前往宣法。

这年，上海净土庵屡次邀请谛闲前往讲经，谛闲便先至上海，在净土庵讲授《弥陀经》。后来，又应邀往安徽芜湖讲授《法华经》。紧接着，又返回上海到南园为居士林讲解《大乘止观》。

南园，又名觉园，是上海佛教居士聚集处，是一处非常著名的佛教道场。是著名实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捐舍的。

简氏兄弟是广东南海人，青年时代曾在日本经商，后来创设顺泰轮船公司。一九o五年在香港设立广东南洋烟草公司，一九〇九年更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九一八年将公司总部迁往上海，建成了中国人所办的最大的烟草公司之一。一九二八年，他们在上海建造了一所第一流的住宅。他们在今北京西路、新闻路、西康路、常德路之间建造了一个一百亩的花园住宅，以简照南的“南”字名为“南园”。由于两兄弟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一生信奉三宝，所以又在园的东南部建宅，以七成优先出售给佛教居士。著名居士施省之等后来都在这里居住。他们又以出售所得十五万两银子，建起香光堂、三大殿等，其中香光堂可容纳五百人。后来，又在西北建园林和楼阁式精舍两进，设立佛堂，题名“菩提精舍”，早晚诵经念佛不辍。一九一九年，改名“觉园”。同年，又与高鹤年商议，将精舍等改为佛殿、经楼、放生池等。全部捐出，作为佛教公共功德地。园内包括佛堂、会堂、假山、放生池、亭榭、楼阁、九曲桥、船厅等。

一九二二年，南园诸居士发起讲经会，谛闲的皈依弟子江味农献议，邀请谛闲前往讲授《大乘止观》。《大乘止观》是南岳大师慧思所著，为中国撰述中的优秀杰作，它诠假有真空之奥，明体达用之方，犹如网得纲，殊条一贯，“义括始终而不繁，理析毫芒而不琐”，但是这一南岳心法却长期无传，流失海外。当时，这部东土撰述虽已从海外转而复得，但领悟其意旨的人还很少，所以使“正大圆行”失其宗要。后学之流，业障深者无法辨其津梁；慧根浅薄者难以窥见其旨趣；或是彷徨于广漠，或是蹉跎于歧途；修者不知病，病者不知治；这一切更使人们深感圣哲的慈怀，叹惜法门的湮没。然而，长久的晦暗待得因缘辐辏，必有显明的一刻。

而今，谛闲素秉显扬之愿，圆融三妙谛，使法炬重辉，修途斯朗，金锟在握，智眼能开。讲法期间，香光堂每夜灯烛辉煌，谛闲发音远近一如，四悉三谛，辩才无碍。当时，在场闻法的有著名居士王二子、江味农、施省之、黄涵之、关纲之，李觐丹、徐明德等，讲至精彩处，全场竟至鸭雀无声。其中，江味农、徐明德二人，每日前往听讲，都作出笔记，并于幽深微妙之处，曲折譬喻，加以说明。其目的就是要使人人知要，法法归心，让同修们共遵觉路而行，各护藏衣之宝。最后，二人将各自记录综合裁缀，演绎贯穿，由谛闲法师加以鉴定改正，并命名为《大乘止观述记》，共二十卷。

其中，江味农居士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曾亲近谛闲。他俗名忠业，法名妙熙，号幻住，或署名胜观。曾中过乡举，任过备补道员。一九一八年开始信仰佛教，礼禅宗大师微军和尚为师，受菩萨戒，参究禅法，颇有领悟。时北方五省旱情惨重，即受简照南居士之托，携款北上，参加佛教赈灾会放赈，放款十万。在北京时与蒋维乔结识，相互甚契。在听谛闲讲授《圆觉经》时，根据自己所作笔记，整理成《圆觉经亲闻记》。其间，还与蒋维乔、徐蔚如等在北京创立刻经处。一九二〇年秋，由京返沪，其母示疾，他便为母诵念《大悲咒》，并令家人虔诵佛号加持。其母临终，起坐向西合掌，念佛而逝。他因此信念更坚。

一九二二年听完谛闲的《大乘止观》后。又赴北京，跟日本的觉随和尚专修密法，并约好友数人请其设坛传戒。旋又随同觉随和尚东渡日本，在高野山专究东密。返国后，又与简氏兄弟在上海筹办功德林佛经流通处，搜集南北刻经处及名山各种经版流通全国，弘法利生。

 一九二五年，白普仁尊者来南方主持金光明法会，他随同辗转于上海、杭州、湖南、湖北、九江、南京等地，宣扬密法。一九三〇年秋，在上海开讲《大乘止观述记》，其间又被推为上海省心莲社社长，常在社中宣讲大乘经典。一九三四年夏，应蒋维乔之请，在莲社讲《金刚般若经》，每日由蒋维乔作笔记，即后世所传的《金刚经讲义》。一九三八年七月，病逝。

他一生教主般若，行在弥陀。对于《金刚般若经》颇有研究，认为《金刚般若经》是般若部之纲要，所以得此经一卷，一切佛法就无不在握。但在般若中，他又独尊止观，认为南岳大师的《大乘止观》，为东土撰述中的希有瑰宝，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即从此出。所以要研习《摩诃止观》，必须先通达慧思的《大乘止观》的含义．他根据谛闲所讲整理而成的《大乘止观亲闻记》，实际上有好多地方是他自己对《大乘止观》一书的发挥。

这年春天，高鹤年居士携广东先天教头领陈春亭前来皈依。

广东佛法禅道之源，前有曹溪，后有憨山，犹如长夜明灯，中流砥柱，作世间眼，为天人师。自憨山大师灭度之后，至今的数百年间，一切僧徒，都不知道如何行事，整日六根皆被杂务所驰骋，制造众多恶业。偶有二一位肯于持修苦行，也少得如披沙拣金一般。因此，有许多人虽有志于出离生死，却因难过明师而流入异道。

谛闲向来认为，菩提善根乃是性德中的固有之物，久蕴于五阴身心之中而不自觉。这就犹如草种在地里，凡有土之处皆可种下，一逢时雨，便可发芽。因下雨有早晚，故而生长也有迟速。人的佛性，也是如此。经上说：“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能达缘起无性，即成佛之真种。”

陈春亭便是如此。他夙禀佛法敕教，乘愿再来，隐实施权，脱珍着弊，作为先天教的首领数十年，密而不露，苦心造诣，导引后人，使男女众弟子皆服膺明诲。

先天教是白莲教支派。清初分别在河南、江西创立，道光末年传入福建，咸丰年间已传人台湾。

该教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以龙华三会为信仰核心，强调三期末劫，重视末后一着的普度功效，并为此创立了超生了死无上的修行法门。其目的是为接引九二亿原人摆脱红尘业障，寻路归原，返回真空家乡。

该教自有一套道统，上推至盘古氏，依次为伏羲、黄帝、孔子、孟子，然后大道盘转西域，由佛教接衍至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尊者渡江东来，真机复还中国，传至六祖慧能，道降火宅，改在民间流传。此后，道统悬虚八百年，至清代顺治年间正式开创先天教。

先天教的宗教活动主要是每年农历二、六、九月的十九各做一次“观音会”；三、五、九月的十五各做一次“龙华会”。届时，教徒均需携带钱财或食物到佛堂去“聚餐拜拜”。

四月初八、十月初一、十二月初八，佛堂人员也须聚集念经。

一九二一年冬的一天，陈春亭猛然醒悟，如今自己年逾花甲，以后的光景又将如何呢？当时，正值高鹤年居士云游而至，入山前来相访。陈春亭甚是欣喜，相谈之后遂订三生之约。

一九二二年春，两人联袂出山，仿优楼频螺的故事，航海到宁波，直接奔观宗寺而来。由高鹤年向谛闲法师引见，陈春亭发愿要依止谛闲，剃发染衣，出家为僧，领受金刚宝戒。

谛闲待高鹤年头面作礼后，闻听了他详呈曲衷之后表示应允，但是又说：『此乃大事因缘，不可思议，不能轻率行事，须当面询问一下。』

陈春亭随高鹤年入室后，即五体投地，礼拜谛闲。谛闲问：

 『贵庚几何？』

 『八十有五。』

 『咦！』谛闲颇为惊喜。原来陈春亭竟与他同庚。再经询问才知，冻春亭只比谛闲小牛经过一番察言辨色，谛闲了解到，陈春亭对佛法笃信纯诚，确实并非一般人品，才允许为其宣以三坛大戒。随即，让监院志恒为正训师，住持禅定为羯磨师，都讲仁山为教授师，于佛出家日——二月初八落发披缁，取法名为得真，字显奇。

当晚，又继续演习毗尼。先为其授以三皈依，再为其受十戒。最后，恭请十师登坛，为其授具足戒，直至观音诞辰日——二月十九日方得以圆满菩提三众净戒。

《梵网经》上说；“金刚宝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佛性种子，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识色，），是情是心，皆入佛性戒中。”

又说：“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

所以，谛闲在圆满菩萨戒时，告诫显奇说：

『佛子善哉，我虽和盘托出，你当自问最初以何心出山，以何心访师？今日以何心剃除须发而披法服，以何心乐求佛法、禀受此戒？苟得真心，则三世诸佛，历代祖师，普及一切大地有情，一齐向老僧一亳端上放光动地。

须知释迦世尊初坐道场，便宣明过去十方三世诸佛的戒法，所以说：“我今卢舍那，方坐莲花台，周匝千华上，复现千释迦，尔时千百亿，还至本道场，各坐菩提树，诵我本戒师。”由此观之，则可知道，释迦世尊只是发现诸佛此心，宣传诸佛此戒，竟至四十九年。之所以为人委曲周旋，也不过是要普令众生信受此戒：…：不过悟得此戒的，本也有自己领悟的。不从他人处悟得的，是本性具足的人，岂有离脱此心戒之外，另有妙悟的？若从此发心，增进不减，顿悟本心，就会永断生死之流，一超直入菩提彼岸。即刻从今日发足一步为初地，于是，一阴以至冰，一阳而炎赫。自造化之机如此，道化之机也是如此。将魔界转而成为佛界，没有不是从你一人一事倡始的。

另外，还应该知道：我佛如来应机施教，所说的法门，多似恒河沙数，从其中寻求三根普被、上下兼收，最直接、最圆顿的法门，没有一个法门能比得上净土法门。

善导和尚说：“唯有径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

永明祖师说：“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你当发广大心，认真念佛，应当以此法自度，犹未为晚。信仰须极为诚愿，极为恳切。近则七日，远在临终，这是一生都要去办的法门，千万不可当面错过。

你还应即刻以这一法门，化彼有缘，同生净土，嘱咐众多徒属。这样，才不辜负你数十年隐化之苦衷，也不辜负高居士数千里跋涉之密意。你的志趣是同报佛恩，同成正觉。希望你勉力为之。』

显奇闻听师父开示：心生欢喜。一生遵循佛教诲，勉力导化徒属，修持净业。

在观宗寺其间，高鹤年在与谛闲的畅谈中，提起了自己在家乡江苏兴化县刘庄场创建“贞节佛院”一事，并请谛闲为其撰写一篇碑铭。

高鹤年，号隐尘，又字野人，别号终南侍者，江苏兴化人。其行脚天涯，国内名山大川，无不涉足其间，时人称为徐霞客第二。他曾遍参灵山道场，巡访高僧大德。于镇江金山寺和扬州高曼寺等处领受过棒喝，一生三次在终南山结茅潜修。原好禅修，后因与印光大师交往甚密，遂对净土宗发生兴趣。一九一七年秋，京津大水为灾，他应上海狄楚青、王一亭等居士的邀请，由终南山而下，从事救灾赈济工作。先到天津堪察灾情，后至上海与狄、王等人组织佛教慈悲义赈会并赴各地劝导佛教界设立分会，负责总会及查放事宜。一九一九年至湖南赈济农民，转而赴云南朝礼鸡足山。由云南回转途中，返家乡兴化刘庄场，先祭扫先祖坟墓后，拟往终南山结茅潜修，永离尘世。

其妻智氏，也长期持斋念佛，勤修净土。因而，二人相商，遂将祖遗资产悉数布施，发心舍宅为寺，呈报地方长官，创建刘庄贞节佛院，留养贞女嫠妇，延请道学兼深的女士，演讲佛经，念佛行道。冰清玉洁，同励松柏之操；暮鼓晨钟，永结莲花之会，成为国内外驰名的女众净土道场。

最初，高鹤年将贞女院创建一事呈报谛闲之后，谛闲仔细阅览了具体的院章住约和执规课程等，认为一切都较完善。唯一提出的就是希望，他希望主持者当念人身难得，净土易生，要自度度人，调和大众：而同任者须知光阴易逝，再世难期，一寸时光，就是一寸命光，所以都要信愿持名，永生乐国，遵循章约，略守规绳。他认为，如果合院女众都能做到这些，就可上不负佛圣拼幪，获得天龙护佑，也可令地方信众，依样修持，使无边法利普沾未来。当高鹤年诚请谛闲为贞节院撰写碑铭时，谛闲不胜欢喜地额手而作：

鹤年居士，我道干城，行菩萨道，现居士身。皈依佛法僧，戒杀盗淫，在尘不染，息妄求真。游历名山，参访高人，当头一棒，顶门一针。钩玄提要，见性明心，功行超拔，净业专精。得贤内助，亦表同情，因舍所得，呈报官绅。建立佛院，贞节为名，上弘佛法，下恤嫠贫。使沾慈光，引出迷津，财法二施，功德难伦。悲敬两田，福业圆成，泽流永远，惠及来今。功原有自，事非无因，兹将义举，勒诸贞珉。天长地久，恒古流芬。

一九二二年间，著名居士王与楫、朱石僧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世界佛教居士林，也邀请谛闲前往开示佛法。

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前身，是上海佛教居士林。最初是在锡金公所成立，是全国第一个组织较规范的近代居士团体，其领导及骨干多为上海工商界人士。如首任林长周舜卿，就是无锡著名丝商，上海总商会董事。一九二二年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立后，其副林长朱石僧长期担任京沪铁路吴淞站站长之职，早年曾皈依谛闲法师，法名显伽。

在王与楫、朱石僧等人的再三恳请下，谛闲虽感力不从心，但仍是抱病前往，为林中居士开示净土法门。谛闲是中国近代佛教中“教宗台贤，行归净土”的楷模。他早年禅修，后习止观。然而，无论是参禅还是止观，都必须有一定的根基，也就是说要有较好的根性。而芸芸众生多为根性浅薄之人，若依参禅、止观这些法门，是永远不能了生脱离的。为此，谛闲又进一步为度尽众生，寻找方便法门。最后，他发觉，只有净土法门是最得力的，它虽然不能使众生成佛作祖，但可以将众生先接引到不会在生死流中轮回的净土世界中去。

此后，他便修持净土法门，待身患大病，印光大师致信规劝他修持念佛法门后，他更是随处劝导众生修学念佛法门，以弘扬净土为务。

这次，来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他也是为居士们开示净土法门。他说：

『诸居士修学佛法，当知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因为众生的根机有千差万别，所以如来的教法也有万别千差：…：如来所说的性相权实小大偏圆空假中种种法门，无非是为了对治众生的种种之病，使众生获得种种之乐。正所谓：众生处处着，引之令得出。这正是我佛如来以彻底大悲心，化度一切众生。

如今，诸位居士本此宗旨创设这世界佛教居士林，自度度人，若己若他，皆使之离苦得乐。因此，此心即是佛心，依此修行，此行即是佛行。虽然度尽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可度，执自执他，俱迷真理：心本无生无灭，何有执着？正所谓：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诸居士，应当善于一念体究，慎勿使眼为色转，耳为声转，根尘交偶，忘失自心。倘若能一心，无事不办。若论趣办最重要问题，在于了生脱死。…试问种种法门，岂是我辈能力所及的，所以，要寻求最稳当、直捷的出生死法门，莫如横超三界的净土法门。

…诸居士应当深知—念佛求生净土一门，内仗自己念力，外藉弥陀愿力，以自己的念力，感弥陀的愿力，我为所感，弥陀为能应，能所不二，感应道交，如月印水，如磁引针，接引生西，岂有疑义？

诸居士，对这净土法门，切勿轻易略过，当以之自修，并以之劝他，那样才可到达自度度他的目的，成就无上菩提之圣果。』

谛闲在开示净土法门时，一般并不涉及天台教观，也未谈到止观双运，他只是扼要地指出信愿行是净业三资粮，念佛要与佛相应，不要泛泛悠悠，有口无心。

他认为，有些人念佛多年，似无所获，便见异思迁，另求神通灵异，这实际上都是信不真、愿不切、行不力的表现，只能是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当时，坐镇浙江的是卢督军和张省长，他们目睹时局陵夷，人心日下，遂于这年秋天建设祈祷大会，再三敦请谛闲前往讲授《仁王护国般若经》。

谛闲因怜悯众生之苦多，遂赶赴杭州海潮寺，讲授《仁王护国般若经》。因各界人士，仰慕谛闲，所以当时法筵甚盛，道俗颥颛，拥挤塞道，军政长官、地方乡绅，莫不欢跃，争相前往闻法。卢督军在法会未开之前，命令全省，禁屠三天，以示爱护生灵的至诚之心。

当时，谛闲在法会中，洪声宣法，震动天地，盛德往响，万众倾心，好似世尊灵鹫法会之胜。法会圆满之日，又按例在西湖进行放生活动，杭州城万人共睹其盛观。此外，卢督军、张省长还承诺：将禁止西湖渔捕，作为永久定例。

一九二三年，谛闲又在上海分别讲授了《弥陀经》和《水忏》。其间还应永嘉居士吴璧华之请，前往讲授《普贤行愿品》及“大愿王义”。

吴璧华，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应四川总督赵尔巽之聘，入蜀督练新军，历代兵备、参谋、教练三处总办，先后建议设立讲武堂、测绘学堂、陆军小学堂等，造就军事人才。

 一九一八年被选为浙江参议员，萌发学佛之念，决意归信三宝，弘法度生。一九二二年春，在家乡永嘉创办莲池海会，众众念佛，弘扬佛法。时常邀请名僧大德前往讲经说法。这次请谛闲法师前往永嘉城即是为净众讲授《普贤行愿品》。

其实，在短时间内欲详谈《华严经》全部是不容易的，所以谛闲这次选择《普贤行愿品》讲说，就是想将菩萨所行之愿，印人听众的八识田中，使之作为将来成佛的种子。所以他说：

 普贤菩萨欲人人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所以发十大行愿，使人人明知大方广佛华严，常然在我自心。若不入此境界，不得称普贤行愿。愿本是行，行即是愿。对自己进修日行，望他人同行曰愿。

所谓十种行愿者，一为礼敬诸佛，二为称赞如来，三为广修供养，四为忏悔业障，五为随喜功德，六为请转法轮，七为请佛住世，八为常随佛学，九为恒顺众生，十为普皆回向。此十大愿王，皆称性起。』

一九二四年，谛闲又在观宗寺为学僧开讲《梁皇忏》，宣扬忏法。

所谓忏法，乃是悔除所犯罪过以便积极修行的一种宗教仪式。中国佛教中的忏法，起源于晋代，渐盛于南北朝，至隋唐大为流行。近代通行的忏法主要有《梁皇宝忏》、《慈悲水忏》、《大悲忏》、《药师忏》、《浮土忏》、《地藏忏》等。

梁皇忏法创始于梁武帝，故称《梁皇宝忏》。《梁皇忏》十卷，通行的金陵刻经处本作梁宝志、宝唱等撰，现行本是经过元代审订改正流行的。相传此忏创始于梁武帝时，是梁武帝为度郗氏夫人蟒身之难而求于宝志大师，采摭诸经妙语，改集成十卷悔文，总列四十品章。前为六根三业，皈依断疑，忏悔解冤：后及六道四恩，礼佛报德，回向发愿。其中正以露缠结罪，洗涤过去之恶因，复凭发菩提心，培植当来之种智。后世灭罪消灾、济度亡灵者，常延请僧人虔修此忏，是中国流传最久的一部忏法。

这部忏法，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讲授或注释，谛闲目睹近代屡逢水火刀兵之灾，饥馑瘟疫相继滋生蔓延，民不聊生，国无宁日，若再不忏悔息灾，后果将无法设想。因此，他特发大慈悲心，开始宣扬忏法。

在讲授（梁皇忏》的过程中，谛闲的皈依弟子方志梵等人，每天聆听记录，遂成巨帙，最后由宝静法师加以编辑，遂编成《梁皇忏讲义》。

这部讲义的完成，使众多礼忏者见到后，遂生惭愧恐惧之心，继起希圣希贤之念，从此一改往昔罪孽，种植来往福田，返迷归悟。犹如摩尼宝珠坠于圊厕，取出后屡次洗涤，使之复现本来清净，待清净至极后，就是于高幢，必能随意降下众宝，从而受用无尽。

正是谛闲乘愿而来。现身说法，才使得众生有此种大事因缘。

夏初，谛闲应绍兴戒珠寺佛学研究联合会之请，欲前往讲经。时值镇江居士方祖年来函，因爱女早逝，遂愿请谛闲为之超度。

谛闲遂复信方祖年（法名圣胤），深表哀恸，并安慰道：

令嫒出樊笼而竟游冥界，亲历其间苦境，然后始肯舍迷途而登觉岸，如善财见胜热婆罗门，亲证法界已，而后可登毗卢宝阁也。……佛法为普度慈航，贵伉俪已同入于弥陀愿海，幸勿作生灭领会。切嘱切嘱。

四月，谛闲前赴绍兴戒珠寺，为佛学研究联会会员讲授《始终心要》。讲法期间，由骆季和居士每日执笔记录，遂成《始终心要略钞》一册。此书虽非疏钞体裁，作为讲演材料，若真能切实用心，则可为法门之妙钥，实相之神符。法会期间，谛闲于二十七日还为诸会员授受皈依。

这段时期，因愈感力不从心，谛闲虽偶有讲法开示，但开始更加注重以书信的形式开示有缘众生。更有一些佛教居士或后学，常以其对佛法的某些感悟和见解，求教于谛闲。每过有这类事情，谛闲皆眉毛扫地，予以复函开示。

如绍兴居士、谛闲的皈依弟子单寄蔀（法名显道），其佛学功纯，每有所悟，必撰成论著，呈请谛闲开示，谛闲也必复函。一次谛闲在回复单显道居士的书函中，开示了“研究佛学之程序”的问题……

研究佛学之程序，在年纪上之比较，大有不同之处。且如英年习学，自应从理路上注意，先期悟明真理，后可博览群经，以期上报四恩，下度三有。如居士老年学佛，先须识得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今世幸得人身，又逢佛法，依法修持，专修净业，决定能出苦途，能生乐土，真信切愿，决志往生，只贵老实念佛，不贵理解浅深，以理解惟增长习气，不能忏摩宿业故也。

《普贤观经》云：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此是理上忏悔，不增文字之习气也。如或未能坐念实相，反不若老实念佛。

 《无量寿经》云：“至心念一声佛，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足证念佛忏悔，其功伟矣！况老景临身，一寸时光，即一寸命光也。是日已过，命亦随之而减，此生不度，更待何生耶…生死事大，其余都可商量。志之毋忽。

这年，谛闲出任天台山万年寺住持。

一九二五年，谛闲往温州头陀寺，讲授《妙宗钞》。其间，闻听显荫在卜海逝世，非常悲痛。

显荫自十七岁依止谛闲出家为僧，便在观宗学舍受业，学习天台教观，得悟法要。由于他天资聪敏，不仅得到谛闲的器重，亦得到丁福保居士等的赏识。一九二〇年，十九岁的显荫即为丁福保所编的《佛学大辞典》作序。第二年，又为日本高楠顺次郎发起编纂的《新修大藏经》作序。同时，就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编辑部主任。此后，就专志研究密宗。

一九二三年东渡日本，入高野山大学，随金山穆韶阿阁黎学习和研究密教，同时考察日本佛教现状。又草拟“远东佛教协会组织大纲”，准备成立联络华侨传播中国佛教文化的机构，为沟通中日佛教文化作出一定努力。

其间，显荫常来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并委托谛闲招待一下前华访问的日本僧人水野梅晓。水野梅晓在清末民初这段时期，长期在中国活动，与谛闲早就相识。一九二四年，太虚大师等人在江西庐山发起筹备世界佛教联合会，掀起了世界佛化运动，除国内名僧、佛学家外，日本佛教界派出代表积极参与，在华的美国、德国、芬兰佛教学者也有与会者。为了与中国争取世界的领导地位，日本佛教界决定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在东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为此，水野梅晓再次前来中国，联络中国佛教徒前往赴会。

谛闲接到显荫的来信后，于夏历五月初六覆函：

显荫知照。迭接来函，以疏庸并无要事，故未作答。昨者适值端阳令节，邮到五百罗汉图，阅之喜甚，遂修谢函寄东京市芝公园增上寺座主收，以清手续。初五前二日，由沪之居士林寄来第五期《林刊》一册，并手书一纸，阅《止观辅行精义》，始终详读一过，指不出讹谬处，足证子于本宗之受益处。复读《密宗十八道秘记》，可证子留

东瀛之成绩。但密宗慎重于实行：万为有效，万不可徒落于口头以及纸墨，子宜深期实德，宝而珍之。若内无心得，而外扬虚声，非子之福也，不可不慎。梅晓君三十年前，早已认识，苟来甬（宁波）时当招待之，在本月半后，有天津之行，以应北方诸居士之请，演讲《起信裂网疏》，以两月为期，中秋前后，可以旋沪，届时当函知。是覆，并嘱珍摄。

从中不难看出谛闲对这位爱徒的殷殷关爱之情。

显荫于一九二五年春学成回国，即在上海等地，大力弘传日本弘法大师所传的真书宗。其间，曾应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之请，为日本藏经刊印会提供未入藏的中国重要佛教著述。原拟听从谛闲的告诫，闭关专修三密妙行，但由于在日本求学时期，因学习过勤，染有重病，回国后虽曾赴杭州静养，到上海治疗，但终未能挽救其生命，于这年夏逝世。

其短暂的一生，为弘传佛教文化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并留下不少译着。其中译籍主要是《真言宗纲要》。著作主要有：《密教传灯血脉谱》、《日本之密教》、《妙法莲花经秘要记》、《佛教救世之真精神》、《真言密教与中华佛法之关系》、《再论真书密教与中华佛教之关系》、《留东随笔》、《十八道加行作法秘记》、《一切经音义汇编序》、《显密对辩章》、《梵字源流考》等。

这时，谛闲的眼前浮现着显荫那青年的身影。一寸时光，即一寸命光。显荫这勤奋好学的年轻佛子，他抓住了自己那稍纵即逝的短暂生命，研求佛法，寻佛知见，走完他寻求安身立命的探索之路。谛闲不禁回想起当初他为显荫剃发时所说的法语：

『执智慧刀，断烦恼发。截生死流，破无明暗。还尔本来面目，顿开佛知佛见。』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二千余名学生在租界内举行活动，抗议上海日商纱厂日籍职杀伤工人的行为，被英国巡捕逮捕了一百多人，随后激起上海一万余人集中在公共租界南京跨巡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开枪杀人，造成十余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这就是著名的“五州惨案”。

“五州惨案”爆发，上海各界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运动。北京、南京、汉口、广州、长沙、青岛、天津、重庆、海丰、陆丰等近五百个城镇人民，纷纷起来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以及通电、捐款等，表示声援。

杭州各界也纷纷起来以种种形式声援“五州惨案”，其中杭州公团提议：标卖西湖之鱼，用作援助“五州惨案”的费用。

谛闲从报上得到这一消息，骇异万分。谛闲不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僧人，也不是一个不关心世事的僧人。他知道“五州惨案”的受难者们需要援助，社会各界的援助皆是出于爱护同胞的热忱，是应该支持，无可指责的。同时他认为，在无财力支持的条件下，理应从道义上给以支持。声援的方法有种种，而今杭州公团有些提议，他甚为不解。

西湖，自宋代以来，历来是作为放生之地的，现今有人意欲使湖中悠游之水族，因同胞受洋人杀伤，也同时受宰割之惨。谛闲认为，采取这种大不仁的手段，不仅于“五州惨案”的受难者无补，而且因违反千余年慈善事业的宏功，更使众生加重恶因，滋长祸患。孰可忍，孰不可忍？

谛闲起而挥笔，致函浙江省长公署，为西湖水族乞命。

其实，捕卖西湖之鱼，作为援助沪案之用，只是借口之一种。另一理由便是捕鱼标卖，可使湖水清洁，以供饮食。有人认为，因为蓄鱼太多，致使西湖水质不洁，有碍卫生。

谛闲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谬论，他列举事实来驳斥这一说法。如他举西湖清涟寺的玉泉池为例。此池深不过数尺，长宽不过数丈，而所养之鱼不只千万，可是从来未见有一污浊的现象。他认为，所谓湖水不洁，其实是由于马路旁建有阴沟，致使一污水流入西湖，才造成西湖水质不洁。前清旗城时期，路上原无阴沟。自民国改造新市场后，人烟稠密，市肆如林，洗涤所剩腥秽之物，皆顺阴沟流入湖中，西湖水当然会污浊。

为此，谛闲罗列种种事实，条理分析，驳斥那些惑人听闻的言语，为水族生灵乞命。

其实，提议捕卖一事，在前几年就有人提出。当年谛闲在杭州主持祈福大会，主讲《护国仁王般若经》时，浙江督军、省长就曾下令禁止在西湖渔捕，并成为永远定例。但前一年又有人提议捕卖西湖水族，其理由就是为清洁西湖水质。当时，就曾惊动佛教界，各地慈善团体纷纷来函，呈请保全西湖水族，正因浙江省府的禁令有案可查，此议才作罢。

由于谛闲等高僧的再三函请，及各慈善团体的响应，最终捕卖之事再也未起风波。

这年秋天，谛闲在观宗寺密藏室，推辞一切应酬，专心撰写《申义疏》，注释《水忏》。

《水忏》，全称“慈悲水忏”，是唐代知玄所著，三卷。知玄大师，四川人，咸通四年署为悟达国师。书中详尽记述了忏法缘起：最初，知玄在长安时过一异僧，患恶疾，人皆避而厌恶之，而知玄侍其左右，了无倦容。后来知玄将往四川，异僧感其风义，临别告诉他，以后有难至急之时，可往彭州茶陇山（又名九陇山）相寻。中和三年，知玄左股长“人面疮”，求病无效。忽忆往日异僧之书，遂往茶陇山相寻，果然在山中相见，因而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异僧命他以岩泉洗涤患处，不日疮愈。知为晁错、袁盎冤对也。于是知依宗密《圆觉经修证仪》录成《慈悲水忏》三卷，流行于世。因取三昧水洗冤业为义，命名《水忏》。正文述归命诸佛菩萨，忏悔罪业，宣传善恶因果报应，发愿信佛修行等。

然而，时至近代，世道浇漓，礼诵此忏者虽多，详尽研究者甚少。对症之良方。沉埋于世间，实在令人痛惜。谛闲法师发切切悲心，举笔注疏，从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初二日完成。

从此，可以使礼诵《水忏》者，“即妄念而返真念，荡三细于乌有；即事忏而达理忏，洗六根而清净，莫不从师之《申义疏》而受益”，以至超凡入圣，转迷归悟。

这年，上海西池庵比丘尼圣莲来函，讲述西池庵兴建情况。上海西池庵，是摩诃波阇波提的后裔，是一处梵修的静室。其住持法名守参，法号圣莲。原是闺阁中人，早年丧夫，以爱子守贞，操理家务各四十余年。怱窥破世情尘缘犹如梦幻虚无，便在一九一五年皈依谛闲法师，从此信受奉行，长斋念佛。二年后，正式出家为尼，脱白披缁，圆顶方袍，顿现出尘之相，严净毗尼，一尘不染。一九二二年，她发心募化营造西池庵，历经三载，主殿宾寮，俱已峻工。

整个庵宇，“金容妙相，表里庄严，银碧交辉，焕然灿烂，诚尘中之净土也。”当日，晨钟暮鼓，佛号经声，不论寒暑，昼夜六时，从不间断。近年来，寺院建期念佛，最初是四十九日为度，后来又以一百二十日为度。庵中法眷，皆唯命是从，依经立行，如法修持，以德感人，以才服众。

谛闲闻听圣莲行迹，甚是欣喜，起而为西池庵题壁道：

圆融  万法本融，唯人自碍。人亦无碍，只在现前一念之妄想耳。

慧月  法华经云，慧光照无量，久修业所得，龙女成佛。慈悲仁让四字，其志意和雅，是其外德也，尔宜取法，是厚望焉。

圆妙  一句弥陀，我佛心要，竖彻五时，横赅八教。

不退  性海非遥，道源不远，念念弥陀，生不退转。

然后，又为西池庵题写多幅联句、联语。随后又寄上一函，开示圣莲：

圣莲鉴：读来函领悉一切。创办莲社，非分外事。当兹法弱魔强，狮子身虫，自食狮肉，原非外虫所能食也；佛弟子自败佛法，实非外人所能败耳。依愚之见，尔侪尼众，工程告竣后，自当杜门谢客，认真精修，以期自度。庵内同修眷属，设有信心女士，志慕莲修，随缘领受，切勿外驰，虽无恒产，不患资助无人。曾记《禅林宝训》有言，但患道德之不在身，不患利益之不在己。欲挽既倒狂澜，先从自庵下手。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齐家者，先修其身。吾徒年逾半百，后之光阴，尔知有几何…趁此身体未衰，精神尚堪勉力，直须先身修而后家齐，使家齐而后国不治而自治矣！

一九二六年，天台山万年寺重建工程竣工，以示庆祝，万年寺决定开期传戒。

其实，谛闲一生只愿弘法讲经，不愿开堂传戒。因为谛闲对当时佛教界随意开坛授戒，颇为不满。当时，国内开坛放戒甚多，然而若真正考究其律学，则多懵昧无闻：在看其放戒仪轨，更是疏佣失准；匆匆忙忙七日内，便授完三坛大戒；大乘、小乘不分，僧部、尼部无别，“轻心发露，羯磨视为故本：罔谙开遮，问难聊云塞白”，一期放戒结束后，挂名只在田衣，从此三业荒芜，戒本束之高阁，列圣戒法，等同儿戏，毗尼大坏。

谛闲正是有感于时病，认为如此放戒形同儿戏，反倒不如不放。再者，谛闲也颇有自知之明。他虽受具四十余年，但从未对律宗仪戒分条检察，虽每半月便遵古律诵念戒法，但终究心里感到还是有名无实，就弄传戒，也有一种依样画葫芦的感觉。然而，谛闲毕竟是一代宗师，虽不愿传戒，但每有传戒必是严守仪规，绝不将传戒视如儿戏。

一九二二年夏，万年寺将颓败的大殿拆除，又将法堂、天王殿推倒。冬天，搜罗大木，鸠工庀材，重建工程正式开始。其间，谛闲为万年寺重兴撰写募化文启，筹募巨资。一九二三年春，他又吩咐五磊山长老，上山监督建造事宜。秋天，又委托苏州灵鹅寺可长老送之南上人回山，任监院。三年未到，两座大殿遂告竣工。一九二五年夏，之南法师从大局着想，为维系人心，不坠天台洪名，函请谛闲，于一九二六年春开坛传戒，并命法孙华智协助筹备。

二月初六，谛闲在王一亭居士的陪同下，前往天台山，为诸受戒弟子授戒。为避免传戒徒具虚名，受戒弟子戒后荒唐三业、轻视毗尼，谛闲在戒期圆满后，特意为弟子们训勉开示：

『你们这些戒子，发殊胜心，获得清净戒。须知，这是诸师厚德、羯磨功用的结果。你们应当谨记坛上各位法师的相貌、名字，或是终身承事供养，或是五夏依学毗尼：…：』

谛闲在山期间，护法朱性延居士等登山求戒，因其宿植善根深厚，所以有志于道，而且诚心供养谛闲法师。谛闲承这些求戒弟子多方供养，心中时生惭愧，常有不安。每与王一亭居士谈起这些，王一亭都善书安慰。并进一步对劝道：

『老法师若实在心生不安，那么就口述一篇《示新戒语》，由弟子代笔，散发给诸位戒子，如何?』谛闲沉吟片刻，也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

三月，谛闲又往海门西方寺讲授《水忏》。西方寺位于甬江之南、瓯江之北的椒江，这里是浙东重镇，为闽浙交通要道，往来轮船，日夜穿行。浙江山多，名山道场遍于各处，僧侣参访，络绎不绝。每过阴雨连绵，或飓风到来，往来客旅，无法成行，也无处滞留安歇。为此，谛闲二十年间，时时为之担忧，常谋求接待之法。

这次海门之行，又勾起谛闲耿耿于怀二十余年的心事。于是，邀西方寺住持桂明法师秋天前往观宗寺，共作商议，进行种种规划，由谛闲担负经济，由桂明监督工程，先修建佛殿三楹，再修两厢，香积备厨，便利设厕。后谛闲又命弟子显鉴前往，继续完成围墙的修建工程。

至此，来往僧侣，稍可得以款待。因此西方寺，又名挂单舍。

在椒江弘扬忏法期间，谛闲还收到樗遁居士毛宗澄着的《金刚经略解》一书，呈请谛闲题辞。

毛宗澄，浙江黄岩人。早年任江西彭泽县知县，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归隐乡里，时年四十一岁。初攻《大学》等儒典，以“敬恕诚一，谦谨慈和”为座右铭。一九二〇年开始笃信佛教，苦研佛经。深入学佛后，十分钦仰天台智者大师，因而改名宗智，号“樗遁居士”。当谛闲奔走南北讲经说法时，他亦时常亲往聆听教诲，并决意对佛经注释讲略，以解决佛经“义蕴宏深，读之每茫然不解”的困难。于是费数年之功，撰成《金刚经略解》二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解》一卷、《阿弥陀经略解》二卷。并请谛闲法师题辞，于一九二六年石印刊行，流通全国。

谛闲的题辞仅六百余字，文中开书，给与极高地评价：“佛言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高度地概括《金刚经》对于成佛的智慧与觉悟的重要性和决定性。

谛闲对佛、法、僧宝，以浅近的义理解释为“诸佛宝也，菩提法宝也，不二即僧宝也。一体三宝，显此经之理具也。”这里的“不二”，意为僧人礼佛学佛，领悟佛教教义须虔诚不二，方能成为一宝。谛闲援引《华严经》、《圆觉经》加以分析说明，得出修习成佛的基础应是先修德，不愚昧无知，才会有般若智慧，明白“空”的道理，然后方能达到真如涅盘的境界。因而，谛闲说：

“修德有功，性德方显。悟得无明性空，深达实相，以实相理，起圆观修，照见五阴皆空，彻显清净觉相，永断无明，至无可断，方成佛道矣。”

谛闲对《金刚经》中“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的理解为“三义”而说：“初证我空真谛显也，次证法空俗谛显也，后证空空第一义谛显也。”对于这段经文，历代许多高僧大德和佛学研究居士都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是显体现“性空幻有”的道理，即法虽“性”，仍然存在着“幻有”：有的认为佛法没有定法，不可执着，真正的智慧是非般若波罗蜜；有的认为从此岸到彼岸并不存在真实的智慧，彻底的虚空才是智慧。总之，解释甚多。而谛闲却认为，第一句“佛说般若波罗蜜”与第二句“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初证、次证佛教真谛和俗谛“二谛”真理。第三句“是名般若波罗蜜”是显示出“空空第一义谛”。谛闲解释说，先是“真谛泯一切法”，再是“即非俗谛立一切法”，最后是“第一义谛统一切法”。

最后谛闲说：“三谛一心是天然之性德。举一即三，三原是一，非前后也，非并别也，本来之理具诸法。”进一步说明“般若”、“非般若”和“名般若”三者循环连绵的关系。

谛闲这篇题辞，以简约之辞深入浅出的义理来解释《金刚经》的“破相”和“空幻”中心思想，并着重解说经中“佛说般若”辨证关系，明确三者奇异说法的真实意义，同时体现了谛闲谆谆教化众生的慈悲之心。

这年夏天，谛闲又赴上海居士林讲《水忏》。

弘法期间，西池庵主守楞法师，发心闭关三年，请求谛闲为其开示、封关。

谛闲非常关心西池庵尼众们的修持状况，常常以信函的形式给圣莲尼师进行开示。这次守楞尼师能发心闭关三年，谛闲在欣悦之时，也给她以谆谆教诲：

“尔既发心闭关，宜万缘放下，即今有此四大色身，病痛苦恼，皆所不免。况今夏酷热异常，暑气袭身，到秋间势必发出，乃任运所使然也。宜耐烦容纳，切勿性急。

又复应知，病是死因，宜生欢喜，何以故？设使从因趋果，仗此一病，即可以离苦得乐也。

我娑婆世界，上天下地，无处不苦。经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尔出家几十年，抱定以生西方为宗趣，今因病而脱苦，则千幸万幸也。宁不欢喜乎！从此将一切妄想，都要放下，单单抱住生西方一个念头，莫管他死之与否，尔只咬定阿弥陀佛四字，保尔得大自在。”

四月初八日起经，谛闲为守楞封关，他手举如意，口诵法语：

“法性无形，那有去来之迹；世缘纷扰，不无起坐之劳。古德精修，闻高妙禅师，三年不沾床凳：如来垂范，读圆觉了义，三期安置净居。佛祖若斯宏漠，吾徒宁无仿效乎！恭惟守楞大德，英年入释，立志可嘉，卓锡申江，创修梵剎。报佛祖慈恩，蒙天龙呵护，即令两殿告成，六和团聚，承师弟奔驰之力，仗檀那资助之功也。苟非克志修行，将何报答？爰是三年掩室，一志勤劬，望乐国为家乡，将慈尊作依怙。于是乎果能至诚礼诵，自然感应道交。虽然如是，且听一偈。”

说到这里，他以如意在空中打了个〇相说：

“以大圆觉作伽蓝，身心安居平等智：不于其中起分别，是故此处最吉祥。且道封关一句，又作么生呢？”

他放下如意，拿起封条，说：

“佛弟子住此地，则得佛受用。经行及坐卧，常在于其中。”

于是，又厉声说道：

“封！”

三年后，谛闲又亲自为守楞主持了开关。

五月初，讲完忏法后，谛闲即前往雁荡山避暑。

光绪二十六年，谛闲曾到过雁荡山游览，借宿观音洞两晚，灵岩寺三晚，浏览了灵峰诸胜，因来去匆匆，不及尽情游历，大龙湫也未曾一见，便经四十九盘岭至乐清，回到头陀寺。

今年夏天，因长期以来祖恩未报，宿愿未酬，所以，讲完忏法后，便在风和日暖的日子里，由方志梵居士陪同，径上雁荡山，以了宿愿。雁荡山，峰峦迭嶂，秀冠天下，昔日未能尽情游览，这次乘愿而来，自要圆满遍览之心愿。

来到山中，诸方上人多雅意殷殷。灵岩寺长老成圆法师，诚意留谛闲住寺度夏，能仁寺住持可化法师也恳请入寺：并得见灵岩檀主蒋氏兄弟。得会晤各方高僧大德，身心疲惫的谛闲，顿感心情舒畅，快乐万分。

蒋氏兄弟中的蒋叔南，是一位性寄山水，情系揽胜的人物。天台、武夷、泰山、恒山、黄山等众多胜境，无不历经跋涉。水不畏其高，必造访其巅—水不厌其深，定穷究其渊，探奇揽胜，不亲睹其真正面目，誓不罢休。为此，蒋叔南还特意撰写了一部《游山记集》，书中所记载描写的山水风情，不仅较其他游记更加详细，也比其他游记更加真实。

谛闲来雁荡山前，蒋叔南刚刚对《雁荡山志》进行了新修，共八册五十四卷，因为蒋叔南本人即生长于雁荡，在这雁荡山中栖息游玩，对此山的形势位置，了然于心中。回顾前人所修山志，其中方位讹谬之处较多。蒋居士起而修正，重新编撰，每有艺文不周全时，必各处搜寻编集。再加上他才识非凡，经验丰富，所以编成这部杰出的《新修雁荡山志》。

蒋叔南编完这部《新修雁荡山志》后，即呈请谛闲阅览。谛闲在整个度夏期间，除日常功课外，每日便翻阅此志，通过山志得以认识这雁荡山本来真正的面目。因此，他不仅以“庐山真面目略见一斑”为题，为此志做序。同时还欣然述偈一首：

海藏抽奇百二峰，高低远近各不同。今番获觐真面目，尽数全装阴瓶中。

七月十五日是佛欢喜日，又是僧自恣日，乐清虹桥居士林的诸居士，发心修建盂兰盆胜会，广设百味五果，供养三宝，以图报父母劬劳之德，养育之恩。其间，谛闲应诸居士之请，前往为他们进行了一次讲演。

所谓自恣，是梵文pravarana的意译，亦译“随意”，音译“钵刺婆刺拿”。安居日满后，僧众集合一堂，任凭他人对自己检举一切所犯轻重不如法之事，从而忏悔，这叫“自恣”。同时也随别人的意愿，尽情检举其过失。汉化佛教把阴历七月十五日定为“僧自恣日”。因为这样做佛会喜欢，以此又名“佛欢喜日”。经过自恣之后，受戒的年龄算作增长一岁或是一腊。这是计算戒腊的日期，所以坐夏也叫坐腊。七月十五日也称“僧受岁日”。这一天又是大作化俗法事的日子。

七月十五日又是“盂兰盆节”，梵文Ullambana的音译，意思是“救倒悬”。这是根据西晋竺法护所译的《佛说盂兰盆经》而举行超荐历代祖先的佛事。据该经说：目犍连尊者（佛弟子中神通第一）的母亲死后生为饿鬼，在地狱受苦，如处倒悬。目犍连尽自己神通不能救济其母，乃求佛救度。佛告以要在每年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时，以百味饮食供养十方自恣僧。以此功德使七世父母及现生父母在厄难中者，得以解脱。佛教据此传说而设此会。在中国，最初举行此仪式的是梁武帝，大同四年（五三八）他在同泰寺设盂兰盆斋。其后在民间普遍举行。唐代，每年皇家送盆到各官寺，献供各种种杂物，并有音乐仪仗及送盆官人随行。民间施主也到各寺献供献盆及种种杂物。宋代，便不是以盆供僧，为先亡得度，而是以盆施鬼。寺僧又于这日募施主钱半，为之荐亡。后世更有放河灯、焚法船之举。这些都已成为民间习俗。

谛闲在讲演中，首先陈述了盂兰胜会的缘由，接着劝导居士说：

“今日本林诸大居士有鉴于此，遵古真修，亦建此会，普令现前大众，同报父母之恩。须知父母之恩，固然昊天罔极。……须知世间父母，生我色身：诸佛如来，能生长我法身。

色身之恩，近止一世，法身之恩，无尽无尽。可见佛恩胜于父母之恩也。……更须知众生之恩，亦胜于父母之恩。……须知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光阴有限，时不待人，一息不来，便是下世，失人身易，得人身难。倘有一念之错，失却人身，如上一切恩德，将何图报？”

一天，谛闲收到授松法师一篇乞文。欲为石浦西城外福田庵求写碑记。

如今的佛教界创修梵剎，必辛苦憔悴而后成功。有能力者，建造丛林，固然不易；能力小的，修建庵院，也是倍感艰难。谛闲正是深知其中甘苦，所以每遇兴修寺院需要支持的，他都尽其所能，勉力为之。

福田庵，在石浦城外，光绪十三年就有比丘尼立富开始创建。当时，只有五楼两厢，整个工程断断续续，竟用了二十四年才完成。此后的十五年，不仅未曾置办任何器具，也无法置办斋田。待比丘尼成达继续支撑之后，经勤劬营建，始名福田庵。可是，整个庵宅都需重新修葺，并需置办斋田若干亩。永作庵产，续焰传灯。从宣统元年开始，至一九二六年，经各方援手支持，庵众齐心协力，终使庵宇内外灿然若新。至此，成达法师成就一大功德，便转托其胞弟授松法师乞文于谛闲。

谛闲闻听事情缘由，即为其撰写碑记，以为未来住此庵者引之为鉴。

这年秋天，受上海之请，谛闲再度赴泸，在净土庵讲《梁皇忏》，又在觉园为居士们讲《念佛三昧宝王论》。

这年冬天，谛闲在讲授的基础上，又著述了《宝王论疏》。《念佛三昧宝王论》是唐代飞锡法师所撰，从最初的“念未来佛速成三昧”，终至“万善同归”，皆成三昧，共二十门，全是应机妙法，末世之良药。谛闲发大悲心，为此论作疏，发挥净土妙谛，使之作为苦海津梁。其中资粮具足，只要能一心不乱，剎那即可离娑婆世界，片刻就可至西方莲池。谛闲以其对三昧的亲身证悟，向众生进行宣说，其慈悲心怀，亦可再见大概。

自觉园弘法后，谛闲并没有直接返回观宗寺，他为重兴祖庭事宜，在苏州、上海等地往来奔波，募集资金，整个活动直到腊月。二十五日返回观宗寺后，收得广州圣圆居士傅星垣的来信，信中讲述了其夫人临终的一些瑞相，想请谛闲证验一下其夫人是否往生净土。